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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图书遭遇发展瓶颈 现行法律体系尴尬影响

     纵使潜在市场需求巨大,电子图书还是因为版权制约而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

  电子图书的稀缺,让人们意识到出版自由并非支撑该市场健康发展的正当理由。而近日接连发生的两起著作权诉讼案再度突显现行版权法“铁幕”难破。

  2006年3月21日,著名作家杜昌维将方正数字图书馆告上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称对方侵犯自己《医院法律管理及权益维护》一书的著作权,要 求方正公司停止侵权行为并赔偿损失。也就在此前1个月,清华教授黄延复以同样理由将方正数字图书馆送上法庭,同样要求后者停止侵权行为并赔偿损失。

  此起彼伏的侵权案意味着5年前一个由美国、中国等多国电子书籍领域的专家组成的专家小组的预言流产。这些专家曾认为,中国电子出版销售额2015年将达到100亿元人民币,出版社电子书籍的销售额超过其全部销售额的20%。

  专家的预测让一些人为如此大的市场心动,但电子图书市场的荒凉景况在第一次互联网泡沫破灭后一直没有改善,版权成为电子图书市场突破发展的制约瓶颈。事实上,类似方正数字图书馆一般遭受版权官司煎熬的还有清华同方、超星等同行企业。

  电子图书市场“淘金记”

  电子图书在第一次互联网热潮中高速发展的时候,中国高校的教育改革给这个火热的市场“浇了一把油”,也的确让一批人淘到了金子。

  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一些高校专家在与国外同行的交流中发现,电子文档是学术应用的理想载体,他们呼吁国家运用行政资源建立统一、大规模的数 字化期刊中心。1995年,清华同方承接了国家项目——学术期刊光盘工程中心,挖到第一桶金,实现销售收入3000万元。追随清华同方,科技部下属公司的 北京万方数据和重庆维普数据利用科技部的期刊和情报资源迅速赶了上来。同一时期,按照教育部“211工程”要求,高校图书馆馆藏数量成为重要考核指标,廉 价的电子图书一下子成了各个高校增加馆藏数量的秘密武器。

  紧随而来的是掌握大量书籍资源的图书馆也大举进入这个市场。1998年,国家项目——中国国家数字图书馆由中国国家图书馆筹建,据称投资 12.35亿元人民币。在这一过程中,将中国国家图书馆20万册图书电子化的超星公司也赚取了近百万的家底。超星公司同时悄悄留下20万册电子图书的备 份,开始向图书馆卖光盘、个人出售电子阅读卡。

  和“卖光盘”起家的超星不同,2000年,书生公司凭借全息化数字图书技术,借助从清华同方挖来的销售人员,把清华同方的学术期刊模式成功复制 过来。2002年,方正公司坐不住了。依靠和出版界的亲密关系,方正甩开图书数字化制作的老路子,直接拿出版社的电子书转化成自己的格式。

  打开“潘多拉魔盒”

  正当淘金者蒙头发财的时候,一个叫陈兴良的著名刑法专家把电子图书的暴利神话打得粉碎。

  2001年12月,陈兴良在中国数字图书馆网站上发现自己的三部作品必须在读者付费后才可以阅读并下载。而中国数字图书馆的盈利之举不仅未经自己同意,还没有分文回报。一怒之下,陈兴良把中国数字图书馆告上法庭。

  官司并不复杂。半年后,法院判决中国数字图书馆属于企业性质,侵犯了作者的“信息网络传播权”,赔偿原告陈兴良经济损失8万元及诉讼费用4800元。

  陈兴良把数字图书馆的“魔鬼”——版权问题放了出来,这正是从事数字图书馆业务的公司普遍存在的问题。

  由于第一次在法庭提出“网络传播权”概念,“陈兴良案”引起媒体和社会对于网络版权的关注。著名小说家陈村也展开声讨超星侵犯自己著作权的行 动。陈村没有采取法律手段,他只在天涯社区发表文章《我知道超星不地道》谴责超星的大范围侵权行为。他直言:“我提出这一问题,是觉得这样大规模地堂而皇 之地使用别人的版权作品非常不妥,作者的权益又何在呢?”

  而在此后调查中,中国数字图书馆20万册的电子图书中大部分没有网络版权。受此打击,该馆电子图书业务从此一蹶不振。

  网络版权背后的秘密

  “陈兴良案”影响巨大,但并没有起到“杀鸡儆猴”的作用,电子图书提供商仍然是麻烦不断。

  此前,超星对外称已获250120位作者签约授权,其中包括589位两院院士。但有调查发现,实际签约人数与超星自己公布的数字有很大出入,签约有效率仅为15%-20%,很多所谓的“签约作者”实际是没有作品的,甚至签约协议根本就是伪造。

  为什么超星公司要违背事实大肆夸张签约人数?有熟悉该公司的知情人士指出,他们此举暴露其固有苦衷。该人士透露,“电子图书以低价吸引读者,往 往只有传统图书价格的10%左右。谋取利润的电子图书厂商只有靠数量生存。因此,超星必须对外宣称自己有众多签约作者,以证明有大量图书来体现比较优势。 然而,超星如果要达到签约250120位作者,按一位作者最低授权费2000元算,版权费用就高达50亿元。这样的巨额费用没有任何公司可以支付。”团结 出版社负责发行的总经理彭明哲也证明,现在出版社一本书一年版权费用最少2000元,再低出版社就接受不了。

  值得注意的是,内容成本不管多少都不应该压在技术提供商身上,为何现在却是由他们承担?前述知情人士就认为这部分成本应该由数字图书馆的购买者,各个高校和地方图书馆承担。

  然而,高校教育经费本来就少,购买传统图书花费已经够吃力了,更不可能为电子图书买单。但对于电子图书技术提供商来说,数字图书成本开始往往在 于扫描程序,后来只需要买拷贝就行了,几乎没有什么成本。而后来者往往通过降低价格杀入市场。慢慢地,图书馆不是需要技术提供商扫描图书的技术,而是直接 按需“点菜”了。于是乎,电子图书技术提供商摇身变成主要内容提供商,版权风险自然也转移过来。

  争锋:需不需要更改法律

  在版权问题尖锐化之前,考虑高校市场的特殊性,出版商和作者对这个问题是睁只眼闭只眼,但是在电子图书向大众消费市场推广的时候,复杂的现实使 版权问题成了解不开的死结。社会学家普遍认为,随着网络的逐渐普及,网络将成为社会再学习的主要渠道。在这个背景下,电子图书行业的长远发展将是必然趋 势。而在这个过程中,版权问题是焦点。

  在这个问题上,国内相关各界根据不同观点明显分为两大阵营。一个阵营是以中国知识产权泰斗郑成思为首的学者为主。郑成思,作为英国《知识产权》 杂志评的“世界上最有影响的50位知识产权界人物”,他的观点对相关立法影响甚大。以他为代表的阵营主张网上和传统的知识产权保护从根本上不应该区别对 待,他们推崇传统的每一个使用者与每一个权利人一一洽谈的传统版权授权模式。

  而另一个阵营是以书生公司董事长王东临为代表的改革派。王东临认为,在电子时代,基于传统纸质媒体的知识产权保护已经不能适应新形势的要求,应 该予以改变。所以书生提倡“授权要约”的模式。所谓“授权要约”是作者自愿向公众约定以什么条件、什么方式可以使用他或者她的作品,任何个人或机构只要接 受该条件即可自动达成与权利人的合同关系,并按照约定的方式合法使用本作品,免除一对一洽谈的巨大交易成本。

  根据两大阵营的不同观点,双方争执的核心在于厂商认为电子信息时代传统授权方式成本太高。王东临举例说,一个作者授权成本大约是100元,而上万、百万的作者总的成本是相当巨大的。而学者们认为,没有必要为了让数字图书的经营者做下去而改变现行法律制度。

  矛盾最终在2004年爆发。郑成思联合七位学者状告书生公司擅自使用他们的著作进行商业营利活动,而王东临抓住郑成思公证过程中的错误进行反击。

  尴尬的现行法律体系

  受到学者阻击的书生公司没有放弃自己的主张,通过到处宣扬自己的观点,他们得到了一些专家和学者的支持。方正公司相关人士表示,版权问题是行业内所有公司面临的难题。如何解决好这个问题,将直接影响行业的长远发展。

  在目前情况下,电子图书提供商在现行法律下面临着左右为难的尴尬局面。一部分电子图书提供商遵守传统版权法律法规,但由于成本问题造成图书数量 根本上不了规模,企业生存已经岌岌可危。而一部分企业为了保证图书数量不惜违反现行产权保护法规,但动不动受到侵权诉讼也让这些企业面临极大风险。

  一位行业人士透露说,国务院法制办将于2006年5月份出台新的互联网传播管理办法将会对整个行业产生重要的指导作用。但部分业内人士对此并不 乐观,他们的理由是,自2005年以来,Google公司因为数字图书馆项目和美国出版界矛盾不断,围绕版权问题闹到法庭。虽然Google和出版社之间 的矛盾不同于国内的电子图书矛盾,但核心问题都在于,在网络化的数字时代,知识产权保护如何应对新的挑战。在作者、出版社和读者以及技术提供商之间新的利 益如何分配?

  或许如中国新闻出版总署音像电子和网络司副司长寇晓伟所说,在互联网时代,谁能够很好地整合资源平台,谁就拥有市场!但这个资源平台,又该怎样去整合呢?

信息来源:IT时代周刊

来源: 网络